出山的世界（Chu-Shan'sWorld)

——云梦泽人与出山博士关于1900年殉道者的跨世纪对话

【摘要】

本文是旅居奥地利的作家云梦泽人与旅美学者出山博士围绕 1900 年义和团运动中外殉道基督徒展开的跨世纪对话，以 “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为核心命题展开深度思辨。二人研读三十余位外国传教士临终遗言，真切看见殉道者面对屠戮心怀平静、不怨怼国人，临终仍牵挂福音传播、心怀饶恕与救赎盼望，字里行间尽显根植内心的信仰品格。

对话随即剖析近代传教士身上无法回避的历史悖论：西方传教士依托不平等条约与列强武力来华，虽深耕乡土兴办教育、医院、育婴堂，推动废除缠足、禁绝鸦片，做下诸多民生善事，却因自带外来强权底色，叠加民教纠纷、民间排外谣言与清末深重民族矛盾，最终成为民众怒火的宣泄对象。同时对话客观梳理义和团运动兴起的社会、经济、民族背景，也不回避八国联军侵华劫掠、《辛丑条约》带来的主权创伤，辩证区分民众反抗的时代根源与极端暴力、列强侵略各自的历史罪责。

文章对比佛教平和入华、历经千年完成文化融合的历程，反思基督教在华发展根基的脆弱。义和团事变客观推动中国教会走向本土化、自立化，催生三自理念萌芽，但后世教会长期存在神学根基浅薄、文化融入不足等问题。结合当下国情，二人判定如今主权完整、宗教法治化、基督教中国化稳步推进，大规模暴力排教惨剧不会重演，而真正的隐忧是信仰始终难以深度融入本土文化，沦为短暂过境的外来印记。

对话视野延伸至全球，当下多国仍频发针对基督徒的宗教迫害，印证苦难与福音传播相伴的历史规律。全文并未给出终极定论，指出基督教能否如佛教般扎根华夏，取决于当代信徒持续推进信仰与中华文化相融的实践，殉道者留下的精神见证究竟化作生生不息的信仰根基，还是转瞬消散的过往记忆，答案尚留待漫长时光与后世信徒书写。

 零、引子

奥地利维也纳，2026年一个早春的午后

维也纳的春天来得早，美泉宫外的树叶已染上金黄。云梦泽人坐在石头街家中书房里，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在一本厚重的陈年旧书上。他旅居这座音乐之都一年有余，常常感叹这座城市的从容与深邃——在这里，贝多芬写下了《英雄交响曲》，弗洛伊德开创了精神分析学，而犹太人、天主教徒、新教徒曾在这片土地上共存了几个世纪。这让他不由自主地思考一个古老的问题：不同的文明与信仰，究竟能否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这一年来，他的重大收获便是结识了出山博士，他们相隔大半个地球，却丝毫不影响交流，微电真是方便，只要对应好时差，交流起来就自由自在。他们上周已经约好，要进行一次沉重的对话。

出山博士，本名康森厚，一位旅美多年的学者，对东西方宗教文化均有精深研究。两人因一次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讨论而结缘，此后便常常聚在一起研读与对话。这一回，他们的目光落在了1900年——那一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席卷而过，两百多名外国传教士和数万名中国基督徒丧生。

视频接通后，两人进入虚拟空间中，360度无死角地面对面交流，甚至双方都能听到对方的喘息声。出山博士显然也做足了功课，落座后，也不寒暄，直接抛出一个问题：“云兄，你听说过‘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句话吗？”

云梦泽人点了点头：“特土良，公元二世纪的拉丁教父。不过他老人家大概没想到，这句话在后来的两千年里被反复验证，也在很多地方被反复证伪。1900年的中国，就是最大的谜题。据说在义和团运动中，光是有名有姓的传教士就殉难了两百多人，还有数万中国信徒被杀。他们的遗言里确实充满了‘不后悔’‘平安’‘喜乐’这样的字眼。但我一直在想——这么多血撒下去，到底长出了什么？是种子长成了大树，还是风一吹就散了？今天，我们不妨先从这份沉重的遗言单子开始。”

出山博士从包里取出一叠资料，两人翻开泛黄的书页，30多位传教士临终遗言的文字依次排开。两人虽在各自的书房里，皆能感受到书房的空气变得沉重起来。

 

一、血写的遗言：面对死亡，他们没有诅咒

 

云梦泽人：我从资料上看到，1900年那个夏天，华北的传教士们基本上是走投无路的。各地拳民蜂起，清政府的态度暧昧，很多地方官默许甚至鼓励屠杀。但是读完这些遗言，我最大的震撼不是他们的悲惨遭遇，而是他们在面对死亡时的平静，甚至可以说是喜乐——不是那种麻木的迟钝，而是一种清醒的、有意识的选择。

出山博士：是啊！我是从网络上读到这次令人震惊的义和团事件的有关细节和西方传教士的大量最后遗言，非常震撼。

云梦泽人：我这里有一份“遗言单”的完整中英文对照本，来自黄锡培先生编著的《回首百年殉道血》一书。它不是文学创作，而是历史档案。我先给你读几段——

“我们虽被铲除，主名却得高举。愿弟兄和潞城各肢体：‘平安，完全的平安’……神保守他们是为着那将经过火和血所洗礼的教会！”——这是巴尚志教士在生命最后时刻写下的文字。他是澳大利亚人，28岁，死在山西安泽县一带。

“我没有后悔来中国，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这是艾渥德师母的家书片段。她30岁，死在山西汾州，即今天的汾阳。死时她还怀着孩子。

“殉难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如果死亡是我事奉主最好的途径，那么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死亡。”——来浩德牧师当时已经51岁，他和妻子在太谷殉难。他的师母在最后一封信中说：“当我在会堂里看见这群男学童，不单留心聆听，领会信息，口唱心和地歌颂，并且在祷告会上诚心祈祷。我衷心感到我将生命摆上是值得的！”

有一段特别动人——就是那个叫贝如意的姑娘。她是美国人，欧柏林学院毕业的，25岁来华，在太谷的女子学校教书。1900年7月31日，正巧是她的35岁生日。那天她和一群同工被杀害，死时还怀着五个月的身孕。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一个怀着孩子的母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的是：“假若你我从此诀别，请记住，我没有后悔到中国来！神是知道的，究竟我曾否为祂找回一个失丧的灵魂？”——我看到这句话时，喉咙都像被堵住了。

出山博士：是啊。在我读这些遗言时，常常陷入深深的沉默和感动之中，默想他们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情感，怎样的一种心境……

云梦泽人：那个叫贝如意的姑娘，她的遗言是这样的：“昨夜，我们以为尚存一线生机，真想往山上跑，但权衡到拳民、盗贼和四伏的危机，风险实在太大，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假若你我从此诀别，请记住，我没有后悔到中国来！神是知道的，究竟我曾否为祂找回一个失丧的灵魂？我们为祂而来也为祂而去，我所最爱的，再会吧……”——这不是一个绝望者的哀鸣，而是一个朝圣者的告别词。

我特别注意到顾正道牧师的一句话。他是英国人，42岁，死在保定。他说：“亲爱的朋友，请别忘记为中国信徒代祷。求神使中国信徒在那可怕的黑暗中，成为火热、璀璨夺目的火炬，把福音向全中国四方传扬。”——你看，他死前念念不忘的不是自己的性命，而是“中国信徒”和“福音在全中国的传扬”。

还有更让人动容的。皮牧师临终前托人带话给他的妻子——“请告诉我的妻子，让她等我们的儿子二十五岁的时候，把他送到中国，来继承我被主呼召而舍命从事的工作。”毕翰道牧师一家七口，包括他12岁的儿子，全部被杀。他在死前说：“一百年后，我们会怎样衡量在这里所投资的生命和劳力呢？”这句话问到了所有后来者的心里。

出山博士：这些宣教士在一百多年前，当中国还是极其贫穷落后的时候，放弃自己在西方社会里的优越生活，离开了他们熟悉的生活环境，来到中国的穷乡僻壤，为了上帝的福音，为了祝福中国人民，扎根在那里，最后以至于殉道。他们带给我们的必然会超乎寻常！

云梦泽人：出山兄能否谈谈，从这些大量的遗言里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哪些真实而令人难以忘怀的品质？

出山博士：如果我们把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仅仅看作一段悲惨的历史，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罪恶和死亡。但从这些宣教士的最后遗言里，我们却发现了与罪恶与死亡截然相反的东西，那就是“生命”，一个个从上帝而来的鲜活的、被更新、被救赎了的生命。因为一个人怎样面对死亡，往往最能显明他灵魂深处属灵生命的真实光景。我想从下面几方面谈谈这些生命所见证的内涵：

首先，从这些宣教士的最后遗言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信仰已经从头脑中的“知识”变成了具体生命的“真实”。这一点至关重要，也最令人感动。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没有去关注神学、教义或者他们宣教的成果，他们谈的最多的是：主与我同在，不要为我们忧伤，因为无论生或死，我们都属于主。这就如圣经所言“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　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 8:35-36）他们“与主同在”已经显明在了他们的骨子里，特别是在面临牺牲的时候。

第二，他们已经可以把生死交托在上帝手里。我们人生中有很多担心、害怕和恐惧的地方，而最大的恐惧莫过于死亡。在这些宣教士的遗言里，我们很多时候都能看到反复出现的思想，就是若上帝允许，他们愿意去死。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活，他们只是把未来交给上帝。当一个人能把人生最大的未知——死亡交托给上帝的时候，那么在他生命中还有什么不能全然交托呢？

第三，我们看到了这些宣教士来中国，并不是要在中国工作，谋求生活，而是他们真正爱上帝、爱中国人，要把福音带给中国人民，这非常令人震撼。正因为如此，他们在面对生命危机的时刻，他们没有愤怒，没有怨恨。他们反而表达的是：不要恨中国人，愿上帝赦免迫害他们的人，愿中国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和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实际上，这些思想都来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和怜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 23:34）所以，这些宣教士已经拥有了经过十字架塑造的真实生命。

第四，这些遗言也显示了他们早已把自己献给了上帝。因为真正的殉道，不是在死亡那一天开始，而是在以前长期的、每天舍己的行为中逐渐培养出来的。主耶稣曾说过，“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 9:23）。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平时不愿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信徒，在死亡关头能愿意把自己献给上帝而殉道。

第五，这些宣教士在死亡面前有深深的平安。从历史文献里，我们看到这些宣教士在殉道的最后一晚，他们仍然唱赞美诗，仍然祷告，安慰自己的孩子。他们表现出来的，是他们内心的深深平安，这种平安不是来自危险的环境，而是来自内心圣灵的安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4:7）

第六，他们面对残害的表现是饶恕，而不是报仇。在武侠作品里我们见惯了冤冤相报的怨恨情仇，在那些仁人义士的英勇就义场景里我们也看惯了高呼口号、呼唤报仇的场面。但在这些殉道的宣教士的遗言里，我们看到的却是“饶恕”，愿上帝怜悯杀害他们的人。这是极深的属灵成熟，这种属灵成熟来自他们的主耶稣。

第七，这些宣教士已经把死后与主同在的信念融入了自己的血液里，不像我们很多人现在还停留在口头相信的教义里。所以，这些宣教士在殉道时，面对死亡，他们的感受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要回家的盼望，回到天上那个永恒的家乡。我们从他们的遗言里就看不到任何的绝望。

最后，当我们全面地看这些宣教士的所作所为和殉道的临终遗言时，我们惊奇地发现了他们的表现正是圣经描述的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加 5:22），被他们具体化地活了出来：

爱，他们仍然爱中国人民；

喜乐，有人在患难中仍唱诗；

和平，面对死亡却安稳；

忍耐，长期服侍偏远地区；

恩慈，照顾孤儿、病人、妇女；

良善，不以恶报恶；

信实，直到最后仍忠于所托付的使命；

温柔，没有骄傲和自义；

节制，在极端压力下仍克制自己。

这些宣教士们并非完人，但他们临终时所流露出的生命，确实与《加拉太书》所描绘的属灵品格高度契合。这些对我们当代高喊属灵争战的很多信徒来说，是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提醒和警诫。

云梦泽人：谢谢出山兄如此全面的总结！那么，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后人坐在俄亥俄州出山书斋和维也纳的书房里，读着他们血写的文字。他们问的问题依然有效。到底值不值得？我们有没有辜负那些血？或者更进一步的问题——在那个时代，他们到底应不应该来？这就牵涉第二个问题：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二、枪炮与善行：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悖论

 

出山博士：云兄提出的问题复杂而深刻！还是云兄先谈吧！

云梦泽人：你我都清楚，1900年前后的传教士是随着枪炮和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的。这不是推测，是历史事实——19世纪基督教在中国之所以能获得传教的权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国列强强加给清政府的不平等条约。传教士本人可能满腔热忱，动机纯正，但他们身后站着的是军舰和大炮。我在长篇小说《云梦泽》里详细描述这一过程。

所以老百姓把他们叫作“洋教”。这并非没有原因。当时中国社会底层对西方列强的压榨积怨已久，洋人在通商口岸和租界里的特权让人憋屈。教会占地、教民仗势、地方官偏袒等种种具体矛盾，再加上甲午战败之后的民族屈辱感——所有这些火气，最后都烧到了距离百姓最近的“洋”身上。传教士首当其冲，纯属代人受过。

可是，今天我们再回头看这些传教士时，如果只用“文化侵略者”这一个标签一棍子打死，那就太简单了。2016年有本很有影响力的非虚构作品叫《寻找·苏慧廉》，作家沈迦采访和研究后发现，晚清传教士大多走基层路线——不是去巴结地方官，而是深入穷乡僻壤，办小学、开药铺、戒鸦片、教识字，一待就是几十年，很多人最后葬在中国。

我也查过资料——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史上做的事情太多了。教育方面，很多今天的好大学都是从教会学校发展而来的，比如上海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医疗方面，北京协和医院、湖南湘雅医院、成都华西医院，前身都是教会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前身就是监理会传教士蓝华德在1883年创办的博习医院，是当时中国内地最早的西医院之一。

社会改良方面更不用说。传教士大搞“天足运动”，办孤儿院、育婴堂、收容所，还积极推动废除缠足陋习和鸦片烟瘾。他们翻译了大量西方书籍，把现代科学知识带进了中国。毕翰道牧师不仅在寿阳开办了学堂和戒烟所，还建立难民收容所收留无家可归者——这不是在打仗杀人，而是在救人活人。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全部抹杀，那历史就成了单向度的黑白画。

问题是，中国老百姓当年根本不理解这些。在绝大多数目不识丁的农民眼里，这些金发碧眼、讲洋话的洋人和他们的中国信徒就是“洋鬼子”和“二毛子”。他们搞慈善、办医院、收养孤儿——在老百姓看来，那不过是“收买人心”。教会兴办学校，农民们往往不敢送孩子去念，怕把孩子“学洋了”。再加上教案中经常发生教民借助教会势力欺压乡民，这矛盾就越积越深。所以说，传教士的善行和外国列强的枪炮，是在同一架马车上走进中国的两条辕木，这是注定的悖论。

所以，1900年那场浩劫不是简单的“暴民乱杀无辜”。它是一个被多重矛盾挤压到极点之后的大爆炸。传教士们知道自己随时可能死在拳民手中，也担心自己一手创办的教会会被连根拔掉，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诅咒这片土地。遗言里充满的反而是一种匪夷所思的东西——饶女士被杀害前说：“我们的一切都掌握在主手中，深信没有祂的许可，祸害不会临到我们身上。”聂凤英临终前说：“虽然他们犯了错误，但他们实在是我们所挚爱的。”——这种超越仇恨的态度，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让人不知道该如何评价。

出山博士：云兄说得精彩！很中肯客观。在我看来，我们讨论如此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时，要分清两个方面：一个是站在历史研究者的角度去分析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来龙去脉，另外一个是站在教会史的角度寻求上帝隐含的手怎样在人类历史中作工，怎样带领教会的发展和福音传播的推进。如果对这两者不加区分，很多时候我们对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进行评论时，要么走向片面，强调一面忽略另一面；要么全面分析又出现难以理解的悖论。对于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我们也该如此分析。

首先，我们应该分析这次义和团事件的历史背景和原因。这是近代中国最复杂、最悲剧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既是民族危机的爆发，也是宗教冲突、社会矛盾、国际政治和地方治理共同作用的结果。

19世纪末，中国已经经历了一连串战争的重大打击：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尤其甲午战败之后，中国社会出现强烈的民族危机。随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瓜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德国进入山东，俄国进入东北，英国扩展长江流域影响，法国进入华南。这很自然地给很多中国老百姓一种直觉就是，中国不仅打不过外国列强的侵略，而且朝廷也保护不了自己老百姓的安全和利益。而严重的是，与此同时也不断发生自然灾害。例如，华北连续旱灾，饥荒严重，地方社会秩序瓦解，农民生活陷入极大的困境之中。这些都成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重要土壤。

在这样的环境和土壤里形成的义和团，肯定不是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军队，而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农民武装团体。实际上，义和团起源于山东、直隶农村，是包含民间武术、扶乩降神、符咒法术、民间宗教迷信和强烈盲目排外思潮的民间秘密组织。这就注定了义和团运动的最终结果一定会是混乱无序、充满迷信、充满暴力的血腥运动。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义和团会相信自己“刀枪不入”，他们的仇恨和发泄情绪的对象自然就指向了在中国的外国人，他们的口号后来就变成了“扶清灭洋”。

为什么外国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成为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这应该和他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有很大关系，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督教被义和团视为外国势力的象征。因为19世纪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伴随着不平等条约而来的。例如：教堂拥有司法保护，教士可直接向地方官施压，教民发生纠纷，有时由外国领事介入。于是对于普通老百姓很容易形成一种认识就是，教堂就是外国势力，这是他们能够看得见的。虽然并非所有宣教士都依赖政治力量，但对于义和团这样的民间农民组织来说，根本没有分辨这些的理性，就形成了这样的社会印象。

二是教民与地方社会的冲突也时有发生。一些中国基督徒因受条约保护，在地方诉讼中有时获得特殊待遇，结果导致宗族不满，士绅不满，百姓不满。许多地方矛盾被宗教化。

三是迷信与谣言影响社会大众。义和团很多成员相信，外国人挖儿童眼睛，取心炼药，拐卖儿童，在水井里放毒，破坏风水。虽然我们今天看待这些觉得十分荒谬，但这些迷信谣言在当时的村民中却传播极快。

四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当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略中国时， 普通老百姓距离外国军队很遥远，也无法攻击外国军队，于是把怒火首先发泄到最近的教堂，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身上，认为这些人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很多地方官员对义和团运动中的暴行的纵容也使得这场运动火上浇油。这些地方官默许、支持，甚至直接组织义和团等，都使得义和团的暴力迅速扩大。

这是义和团运动的一个方面，这场运动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八国联军的报复”。

我们必须强调，义和团暴力之后，联军的报复也造成了严重的人道灾难。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及华北后，发生了广泛的杀戮、抢劫、强奸、焚毁民居、文物掠夺等等。虽然各国军队行为并不一致，但多国部队都留下了暴行记录。这些行为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对列强的仇恨，也成为近代民族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义和团事件结束后，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这个条约直接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清政府巨额赔款，列强驻军北京，惩办支持义和团的官员，拆毁中国炮台，外国势力进一步扩大。这也标志着清朝主权进一步受损，也促使清政府后来推行所谓“新政”，但已难以挽回其衰落。

如此，我们才可以对这次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和后果有一个全面的历史认识。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说，1900年前后的那场义和团运动具有多重性质，它是一场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反外运动，夹杂了民间宗教、迷信与社会经济危机。它逐渐演变成了针对外国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大规模暴力与屠杀，而列强随后实施的军事报复和掠夺同样造成了严重灾难。

云梦泽人：那我们怎样理解在这场运动中上帝那隐形的手？

出山博士：我在最新出版的书《义人的救赎》里，反复强调的观念之一就是：上帝允许世界上的所有事情发生，都有祂的旨意、祂的目的和祂的计划，那就是上帝借着人类的历史推进救赎人的灵魂的计划、为自己作见证、荣耀自己。而世人当然也包括很多的基督徒，往往只注意自己个人对某件事情的对与错、该不该的有限理解，却忽略了寻求上帝允许这件事发生的深层旨意。义人约伯的苦难如此，世界上很多的苦难如此，义和团事件也是如此。

《圣经》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然而　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务，一切工作，都有定时。”（传 3:1-17）

首先，鸦片战争（1840—1842年）是英国列强对中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这场战争以清政府战败告终，英国凭借坚船利炮迫使清朝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无疑，这是英国列强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侵略罪行，最终必然受到上帝的公义审判和惩罚。但是，问题是：上帝为什么允许这场侵略战争发生？

从之前的一千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基督福音一直在试图传入中国，一直试图为中国人民带来上帝的恩典。但中国根深蒂固的旧文化传统却顽强地将基督福音拒之于门外，这也见证了人类的自义是何等顽固而难以攻克，因为中国旧文化的根本就在于认为人靠着自我修养就可以成尧舜，就可以成为君子。实际上这种“自义”与我在《义人的救赎》中解析的义人约伯在本质上一样，都在骄傲地为自己的“义”辩护，拒绝来自高天的上帝的救赎。

在《约伯记》里上帝允许撒旦给约伯带来常人难以忍受的巨大灾难，在《创世记》里上帝允许约瑟的哥哥们将约瑟卖到埃及，在圣经旧约里上帝允许亚述帝国灭了北国以色列，允许新巴比伦帝国灭了南国犹大，将以色列人完全赶出应许之地；上帝也允许以色列人将救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允许罗马帝国屠杀传福音的使徒和众多的基督徒……这些都在见证着人心的诡诈、骄傲、自义、罪恶以及上帝的美意、大能、荣耀和拯救。

这样我们可能也就理解了，对于中国这样有着几千年旧历史传统的东方巨人、东方大国，如果没有霹雳手段，很难想象会自动打开国门，接受上帝的福音、终极祝福。那么，上帝允许西方列强用坚船枪炮轰开中国的国门，就是一件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了。我们在旧约中看到了如此众多的上帝在人的罪恶历史中那双隐藏的“祝福之手”，我们也就应该看到上帝允许1840年西方列强侵略中国那些恶行背后“隐藏的祝福”，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大批西方宣教士的进入，是基督福音的大量传入。

当然，我们应该把人类在历史中的罪恶与上帝在人类历史中做工的“隐藏祝福”清楚地区分开来。人类自己的罪恶是人类自己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为，必须自己承担犯罪的后果， 也会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给约伯带来巨大苦难的恶人，将约瑟卖到埃及的哥哥们，掳掠北国以色列的亚述帝国，掳掠南国犹大的新巴比伦帝国，钉死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屠杀使徒与基督徒的罗马帝国，以及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杀害传教士和基督徒的义和团，等等，他们最后都受到了上帝的公义审判和将来的永恒审判。

 

三、脆弱的基础：血的种子能否生根

 

云梦泽人：1900年义和团的这场浩劫的震撼之处在于，它证明了20世纪初基督教在中国的根基是何等脆弱。有传教士喊出了“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句话，意思是说——这种鲜血不但不会摧毁教会，反而会让福音的种子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但问题是，1900年之后的基督教真做到了吗？

早在一千多年前，佛教也面临过差不多的事情。唐朝武宗灭佛，一度迫使佛教几乎绝迹。但佛教终究没有死。为什么呢？因为它花了将近一千年走完了本地化道路——佛教经典被大量翻译为汉文，佛教思想与儒学、道家思想深度融合，禅宗的诞生更是标志着佛教彻底变成了“中国的佛教”。今天任何一个中国人提到“菩萨”都不会觉得那是印度来的神。基督教能走这条道吗？

我们先看看历史。1900年之后，基督教在中国不是没有发展的机会。赔款建立了一批教会大学，留洋的学生带回了基督信仰的种子，民国时期还出现了一批中国本土的教会领袖和神学家。但随着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以及此后一系列运动，基督教又遭受了极为沉重的打击——教堂被关闭，牧师被打倒，圣经被没收。

到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基督教又迎头冒了出来，农村地区出现了大片“自发教会”和“家庭教会”，被称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大复兴”。但那场复兴来得快，也乱得很——异端邪说遍地开花，神学根基浅薄，圣经解读千奇百怪。我有一位中国朋友是牧师，他说很多信徒连《旧约》和《新约》的区别都说不清楚。这样的教会，能在中国站稳脚跟吗？

我们就又回到了你的“种子命题”。种子需要有土壤才能活。1900年惨死的那些传教士以为他们流的血就是土壤，但土壤的实质是文化的接纳、政权的宽容、社会的认可，以及信徒本身的生命力和神学成熟度。基督教在中国的处境之所以反复在“兴起—发展—不适—消亡—再兴起”之间循环，就是因为这些条件没有同时满足过。

但是我们又不能否认，近二十年中国基督教的变化确实巨大。2000年前后还是“偷偷摸摸”的感觉，到了21世纪20年代，基督教中国化已经变成了官方和教会两方的共同话题。我查询了资料——2026年初，基督教全国两会发布了系统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工作计划，明确提出要在神学思想建设、经典教义阐释、崇拜礼仪实践等各个层面融入中国文化元素，让基督教从“基督教在中国”真正变成“中国基督教”。徐晓鸿牧师有一句话说得很有意思：“抓基督教中国化要看能不能‘实’，要重实情、做实事、讲实效。”

如果这条路走通了，会不会真的实现那些传教士的梦想——“我们虽被铲除，主名却得高举”，巴尚志教士的遗言不是宗教徒的诗意修辞，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远见。他认为教会的根基不是钱，不是势，是血献上的忠诚。可是从佛教的经验来看，佛教进入中国之所以能成功，最核心的一点是——它是和平进入的，没有任何军事背景。佛教僧人不会挟洋自重，也不会在民教纠纷中偏袒任何一方。它以“苦行”和“慈悲”这种纯粹的道德力量打动了中国人。基督教若想真正扎根，恐怕不能光靠殉道者的精神感召，更需要在文化上成为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

出生博士：对于如此深刻和宏大的议题，我们可能需要进行比较系统的阐述。

首先，我们会看到1900年的义和团之后，中国教会没有消失，反而开始成长，这是教会史上最令人惊讶的事实之一。如果站在1900年，几乎所有观察者都会认为中国基督教完了。因为，宣教士大量被杀，教堂被毁，数万中国基督徒遇害，教会领袖死亡，北方教会几乎瓦解。但是，仅仅二三十年以后，情况却完全不同了。1910年前后，中国教会人数已经恢复。1920—20世纪30年代，进入第一次快速增长。1949年前，中国已有大约70万至100万新教信徒。1900年没有成为终点，而成为新的起点。

然后，我们会看中国教会从此开始“本土化”，这是对中国教会影响最深远的一点。1900年前，很多教会仍然被称作“洋教”，许多中国人认为信耶稣就是跟外国人走，依赖外国，接受外国文化。但是，190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大量中国基督徒为了信仰而死，他们没有外国军队保护，没有外交官救他们，没有政治利益，他们只是因为相信基督而死。于是中国社会第一次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原来中国人也可以为了信耶稣、传福音而殉道献出生命。这应该是中国教会真正开始“中国化”的重要转折点。

第三，我们会看到中国信徒在1900年之后，第一次成为中国福音的主体。从教会历史来看，十九世纪在中国的宣教基本是，欧美的宣教士大量向中国人传福音。但是，1900年以后，福音在中国的传播越来越变成了从中国人到中国人。我们就看到了后来出现许多著名的中国教会领袖，如王明道、倪柝声、宋尚节等。他们已经不是外国宣教士训练出来的简单助手，而是真正成为中国教会的牧养者、布道家、神学思想家。所以，1900年之后，中国教会逐渐学会了自己站立、走路。

第四，义和团事件以后中国的宣教策略发生巨大改变。很多宣教会开始反省：我们是不是太依赖外国政府、条约保护和西方文化？于是开始强调建立中国人的教会，成为后来著名的”三自原则”：自养、自治、自传。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三自”这一理念最初是在19世纪由宣教学者提出，目的是鼓励各地教会成熟、自立；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自”又有了新的政治和制度背景。因此，历史上需要区分这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五，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也使得为福音殉道成为中国教会的一份最重要的属灵遗产。 在历史上的福音传播中，不断有普通信徒为主殉道，神的百姓借着忠心作见证，即使面对死亡，也荣耀了神。而在中国历史上的1900年，上帝也拣选了自己的百姓，许多普通的中国基督徒面对“放弃耶稣而活”或者“跟随耶稣而死”的生死考验时，他们选择了后者。这种见证后来不断激励家庭教会，抗战时期的教会以及“文革”时期的教会面对各种逼迫时，能够誓死跟随主直到今日。所以，中国教会最宝贵的财富，应该不是所建立的建筑物，所建立的学校，也不是所建立的医院，而是殉道者留下来的血的见证。有了这些见证，中国教会才真正开始成长起来。

这样，我们就能够从更宏观的救赎历史的视角来理解为什么上帝允许1900年发生的义和团事件。1900年时，许多西方教会仍认为，中国主要是一个“宣教工场”，需要不断从欧美派遣宣教士。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基督徒群体之一（不同研究估计差异较大，且统计存在困难），并且中国教会积极参与跨文化宣教，向亚洲、中东和非洲等地区差派宣教士。许多宣教学者因此认为，福音传播的重心正逐渐由传统的欧美地区向“全球南方”和亚洲转移。

当然，我们更应该清楚地理解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具有深刻的张力，这种理解并非否认苦难的真实与惨烈，而是试图在上帝护理历史的框架下，理解苦难如何被上帝纳入祂更大的救赎计划之中。

所以最后我们说，（1）上帝并不认可迫害，但祂能够使用迫害。人的恶行仍需承担责任，但上帝能够在这些历史中成就祂更大的旨意。（2）教会真正的根基不是外国宣教士，而是基督自己。当外在支持被夺去时，真正的信仰反而显明出来。（3）殉道见证本身使得福音开始扎根于中国。当中国信徒为了基督甘愿付出生命代价时，基督教逐渐不再只是“西方人的宗教”，而成为中国信徒自己的信仰。（4）苦难往往成为福音扩展的契机。这一观点并不是鼓励寻求苦难，而是相信上帝能够在最黑暗的历史中，仍然引导祂救赎计划向前推进。

 

四、今日中国：基督教会不会重蹈1900年的覆辙

 

云梦泽人：出山兄，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今日中国的基督教到底会不会重蹈1900年的覆辙？二十多年前我做这些研究时，很多海外朋友都会担忧。现在呢？

我的判断是——不会。不是因为今天的中国不脆弱，恰恰相反，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太强大了，不可能再发生那种动辄数万人死亡的民间动乱。理由有四。第一，国家主权的确立。1900年的中国是“东亚病夫”，半殖民地半封建，大炮一响轰开国门。今天的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完全的主权。第二，宗教政策的法治化。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宗教活动完全在法律范围内运行，不是靠外国枪炮支撑的“治外法权”。第三，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路线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建立了完整的教会管理体系。教会实现了自治、自养、自传，不再依赖外国差会的支持。第四，最关键的一点是——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趋势。这不是谁拍脑袋想出来的政策，而是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基督教的宣教士虽然在1900年被迫害了，但他们的中国信徒留下来，扎根了，传下来了。2026年的估算数据显示，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已经超过4400万，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超过14万处。四千四百万的基数，不可能一夜之间被打散。即使是有争议的统计，比如说有人猜测六千八百万，那也不是小数了。

我们说的“重蹈覆辙”也许有个更深的含义。真正的覆辙可能不是暴民暴政的屠杀，而是——基督教始终只是一个“舶来品”，它始终处于外来文化的状态，哪怕人数很多，也没有真正被中国文化的根系所吸收。1900年是暴力的排斥，今天可能是一种温和的遗忘——没有人逼你们离开，但你们就像一阵风，吹过一阵就没影了。

所以我现在最关心的不是基督教会不会再被屠杀——屠杀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最关心的是它会不会真正实现“本地化”，会不会像佛教一样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用时将近千年才完成汉化。基督教要走这条路，需要多久？一百年前殉道的传教士如果知道，用一百年时间就能长成今天这个规模，可能已经相当欣慰了；但如果他们看到教会在文化处境和社会认同上的重重困境，恐怕又不会那么乐观。

出山博士：正如云兄所说，今天的中国与1900年的中国已经有根本不同。因此，像1900年那样全国性的义和团式群众运动，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应该很低。但是义和团事件的某些模式可能以新的形式出现，值得人们注意。

首先，当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少数群体可能容易成为社会情绪的发泄对象和被攻击的承受者。我们会看到，当国际关系紧张时，人们有时会把内部某些群体视为“与外部势力有关联”。历史上，这种现象并不限于中国，在很多国家都曾发生。

还有，信息传播中的谣言和误解。1900年靠口耳相传传播谣言；今天则可能通过网络迅速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形式不同，但群体心理机制却极其相似。

当然，还有把复杂问题简单归因于某一个群体的心理存在。这是历史反复出现的现象，也是义和团时期的重要教训之一。

这些都是一些外在因素，中国教会真正需要担心的，可能不是“1900年的义和团历史会不会重演”，而应该问：教会是否仍然忠于福音？是否仍然有为主殉道的决心？是否唯独信靠上帝的大能？

《圣经》并没有应许教会不会遭遇困难。我们很容易就读到约翰福音16:33：“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提摩太后书3:12：“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因此，教会不应把“没有逼迫”视为神祝福的唯一标志，也不应把“有逼迫”自动理解为上帝特别喜悦我们经受试炼。关键在于，无论环境如何，是否忠于基督，是否忠于福音，是否信靠上帝的大能，才是我们每个信徒时时当学的功课，也是我们当作的见证。

所以，从1900年的教会史我们至少学到了很多珍贵的东西。教会不可把信仰与任何国家、民族或政治力量绑定，因为教会属于基督，而不是任何世俗政权；教会应该尽可能与社会建立真实、良善的关系，因为医疗、教育、慈善、诚信等见证，往往比口号更有力量；培养成熟、本土的信徒和领袖，因为一个能够自养、自牧、自传的教会，在任何环境中都更有韧性；以和平和爱回应敌意，1900年许多殉道者留下的见证，正是在极端环境中仍坚持饶恕和盼望。

 

五、全球的回响：迫害仍在继续

 

云梦泽人：出山兄，让我们把目光从这个房间移开，看看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地球。我们刚才说中国不会再重蹈1900年的覆辙，是因为中国已经不是1900年的中国了。说得对。但问题是，整个世界在2026年还远远不是没有暴力的天堂。

我看到过一组来自“敞开的门”（Open Doors）组织的报告，2026年的《全球守望名单》显示，2025至2026年间，全球有近五千名基督徒因信仰被杀，绝大多数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尼日利亚一个国家的基督徒死亡人数就占了很大比例——2025年前220天就有超过7000名基督徒被杀，数百人被绑架、虐待或流离失所。2026年早些时候，尼日利亚东北部塔拉巴州南部一个教区，因为富拉尼牧民的袭击，超过一百人被杀，九万八千人流离失所，两百多座教堂被毁。这些人既没有，也不可能去查这些受害者有没有遗言。如果有遗言，恐怕也不会是“不后悔来非洲”。

100年前的中国传教士是被“扶清灭洋”的民间狂热所杀，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在反抗外来压榨过程中的牺牲品。但今天的尼日利亚、刚果、缅甸等地的迫害，则完全不同——很多时候是极端恐怖组织以宗教的名义实施的种族清洗，比如博科圣地和伊斯兰国西非省，他们直接放话要消灭所有基督徒。刚果金就曾发生过“70名基督徒被斩首，尸体被弃于教堂”的惨案。叙利亚自2025年政权更迭以来，针对基督徒的暴力急剧上升，大马士革教堂遇袭导致22人死亡，63人受伤。

这就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事实。基督教在2026年的全球推广，并未减少殉道的发生。相反，它越扩张，碰到对抗的力量就越大。也许特土良那句话永远有效——殉道者的血确实是教会的种子。但不一定是“某地殉道者的血成为某地教会的种子”，也可能是一种全球性的循环——非洲基督徒的血激励了亚洲的教会，亚洲传教士的血鼓舞了中东的信徒。1900年的殉道者可能已经化为教会的种，只是播撒的过程远比他们想象的要长。

我们最后回到佛教的比喻。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扎下深根，是因为它与中国本土的思想体系进行了长达千年的对话与融合，出现了禅宗这种彻头彻尾“中国化”的宗派。而且，佛教没有用枪炮开路。传教士们和他们背后的列强，是戴着冲突与和平的双重面孔进入中国历史的。今天，时代早已不同，中国境内外的宗教交流也早已不同。如果教会界继续在中国化道路上扎实推进，在文化表达、社会服务、神学建构等领域不断创新，我相信那30多位传教士撒下的种子不只是血的记忆，而是文明交流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

我读完那30多位传教士的临终遗言后，最深切的感受是：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后悔。艾渥德师母说：“我没有后悔来中国，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来浩德师母看到孩子们唱诗，说：“我衷心感到我将生命摆上是值得的。”皮牧师让妻子把儿子送到中国接续他的工场。不后悔——这三个字放在1900年，分量极重。一个100年后还能被我们读到的遗言，意味着它的精神力量已经跨越了时代。

但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问题——基督教的种子究竟是否在中国生根——已经被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不在19世纪的传教士遗言里，不在21世纪的数据统计里，而在中国基督徒自己手中。在未来的100年，当2026年成为一个历史地名时，人们翻开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字，会不会看到同样的“不后悔”？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30多滴血已经化成了种子。而今，4400万棵幼苗正在成长。能不能长成大树，要看风雨来时，它们的根扎得有多深。正如特土良所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也正如巴尚志的那句血言：“我们的血会像水泥般做成了地基，神的国度在这地之上延绵。”

出山博士：从全球各地教会的发展历史来看，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教会复兴一定要经过殉道”。更准确地说，圣经和教会历史共同见证了一条规律：每当上帝要大大兴起一个地区的教会时，祂往往允许教会经历试炼，而教会若在试炼中忠心，常常会成为后来复兴的重要基础。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往往”，而不是“一定”。

圣经经常把福音的“复兴”与“苦难”相联系，例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中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约 12:24）这里首先是指向基督自己的十字架，而后来整个教会也一直把这节经文应用到宣教历史中。 这并不是说上帝喜欢死亡，而是说，上帝常常借着圣徒在艰难困苦的恶劣环境逼迫中的忠心和牺牲，唤醒更多的世人，使得更多的人灵魂生命得救。

《使徒行传》几乎就是这个模式。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使徒行传》，就会发现一个不断重复的循环：逼迫 → 分散 → 福音传播 → 教会增长。整个两千年教会史几乎都出现这个规律，这也是为什么教父特土良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它高度概括了教会历史中福音传播复兴的一种普遍现象。从第一世纪罗马帝国十次左右大规模对基督徒的迫害，到300年以后，整个帝国信主；从日本在17世纪里，几十万基督徒遭受严重迫害，教会几乎消失，到两百多年以后，重新开放时，日本竟然发现仍然存在秘密坚持信仰的“隐藏基督徒”；从韩国在十九世纪里，教会大量殉道，到后来韩国成为亚洲宣教中心之一，直至今天韩国差派宣教士人数长期位居世界前列；当然还有1900年在中国的义和团运动，都在见证着这一历史规律。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着人类罪性和罪恶的共性，他们在强烈地共同抵挡上帝的福音，而上帝一直在人类的这种罪恶中以自己的大能作工，要拯救自己的百姓。

但是，我们也要谨慎区分两个问题：一个是所有被杀的基督徒，并不一定都是因为信仰而被杀。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一个人确实因为忠于基督而受苦，而被杀，这种经历才可看作对上帝的一种见证和对福音的殉道。南非目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严重暴力犯罪，包括农场袭击、抢劫和谋杀等。一些基督徒在这些事件中遇害，可能并不都属于宗教迫害。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一些地区或个案中，牧师、教会领袖或信徒因信仰、服侍或拒绝妥协而遭受攻击。因此，我们应该具体分析每个事件，而不是把所有暴力案件都归类为“殉道”。

当我们从《启示录》的角度看世界教会以及全球福音传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启示录》描绘的不是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而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被拣选的选民都站在上帝的宝座前敬拜，只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都会有他们各自不同的见证。福音的中心，从第一世纪的耶路撒冷，后来转到小亚细亚，再到欧洲、北美，今天又越来越明显地向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扩展。几乎每一次新的福音中心兴起，都伴随着某种程度的代价与见证，只是代价的形式并不完全相同：有的是殉道，有的是长期忠心服侍，有的是贫困中的坚持，有的是在社会压力下仍然活出基督。

最后我想说，云兄提到了非洲的福音传播，这是一个宏大的议题。如果说二十世纪最令教会历史学家惊讶的一件事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说： 福音的中心从北大西洋世界（欧洲、北美），转移到了全球南方和亚洲。但在这些最令人瞩目的转移中，非洲是其中最耀眼的见证之一。这一切都在不断地显明：基督的福音要传遍全球直到地极，而当一个地方的教会偏离了“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林前 2:2）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离开了，福音的中心也就开始转移了。欧洲是这样，北美是这样，全球的其他地方也都是这样。

 

六、后记

阳光从维也纳的书房里渐渐褪去，桌上的遗言文稿散发着旧纸张的香气。云梦泽人和出山博士的讨论戛然而止——不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是因为他们已经说了很多，还有更多的要说。他们知道，这场关于血与种子的对话，还将在更多时间里、更多书房中继续下去。他们更知道新的话题将不断出现，他们将不断讨论下去。

 

 

【对话者简介】

 

   出山，本名康森厚。早年毕业于西安交大，获工科学士和硕士学位。后于德国柏林工大深造，获工科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来美国伯克利加州做博士后研究, 两年后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获一研究职位。五年后进入GE航空，致力于飞机发动机的研发与制造。十九年后从GE提前退休，全时间写作。

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工作期间，出山（康森厚）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之后他利用业余时间研读圣经，思考信仰、科学和哲学，探索追求真理。于 2025 年 1 月出版《理性，启示与结局（上卷）》（美国南方出版社），于2026年5月出版新著《义人的救赎–读约伯记》（美国南方出版社）。

出山（康森厚）现居美国，业余爱好摄影、走路等户外活动，也喜欢打乒乓球和创作打油诗。

 

冯知明  云梦泽人。从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在出版社及各文学期刊出版或发表《扭曲与挣扎》（长篇小说）、《百湖沧桑》（长篇小说）、《四十岁的一对指甲》（长篇小说）、《云梦泽》（海外书名《生命中的他乡》长篇小说上、下卷）、《楚国往事》（历史随笔）、《楚国八百年》（大陆简体版、海外繁体版）；另有一套三卷《冯知明作品集》——《灵魂的家园》《对生活发言》《鸟有九灵》；台湾版散文集《童婚》；任3D动画片《武当虹少年》1-2季（52集）总编剧。各类作品共计500多万字。

《丢失了的城池》三部曲《绣船一号与雄起城》《无影人与雄起跃进城》《小妖精·影与雄起实验城》，最初构思于2003年11月，后几易其稿，初稿于2025年10月在奥地利维也纳石头巷完成，近80万字的鸿篇巨制。历经长达二十余年的构思与创作，它试图用寓言体小说呈现一个民族近、现代史，值得期待。

 

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   汉江之滨白鹤墩书房   整理

2026年7月 29日星期三   美国俄亥俄州出山书斋  修订